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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保池教授：

我曾经到赞比亚去过。

 常顺：

去赞比亚是08年之前？

 刘保池教授：

对，是97年出国医疗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艾滋病很少，但是就听说赞比亚艾滋病比较多。那么我就想作为一个医生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根据那个形势发展，国内早晚这个艾滋病会传入。

那有这样的机会能去赞比亚，我就有意识的带个相机，准备要写一本有关艾滋病的专著，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就去了赞比亚。

结果去的这两年收集了大量的赞比亚第一手素材，回来以后我就写了一本《艾滋病的临床研究与咨询》，这本书就出版了（1999年）。

 常顺：

那会儿这种类型的书在国内很少吧？

 刘保池教授：

很少很少，而且还是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我又是一个外科医生，在赞比亚为艾滋病合并食管癌病人做开胸手术。那时候条件很差，就只有一个一边捏着皮球那种呼吸机，但我还是把开胸手术在赞比亚这样做了。

当时卫生部还援助我们医疗队，给我们配备了一台超声很小的电子管黑白超声，我就用那个超声给病人检查服务。检查肝脓肿、腹腔脓肿、穿刺做引流，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超声介入治疗了。

 常顺：

那很早了。

 刘保池教授：

很早，97年、98年的时候。

所以说我在赞比亚也是为赞比亚人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而且收集大量资料。为病人做贡献、做研究。同时呢，也积累了我的一些临床经验。

赞比亚报纸曾经是5、6次详细地报道我们中国医生在赞比亚做出了一些成就。

 常顺：

去了赞比亚两年？

 刘保池教授：

对，整整待了两年。

在这两年当中，中国有色总公司和中国专家也到了赞比亚。

到赞比亚以后呢，他们看病就一般到我们医疗队，我们和中国有色公司也建立很好的关系。

后来他们把赞比亚一个很好的铜矿医院买下来

我两年的医疗队结束以后呢，在国内待了差不多一年他们就跟我联系，又把赞比亚这个铜矿医院买下来，想聘我去当院长。

我又去赞比亚。

 常顺：

又去赞比亚了？

 刘保池教授：

这两年就把这个医院改名为中赞友谊医院，又做了差不多两年，然后再回来。

 刘保池教授：

来到上海公卫中心以后呢，因为是传染病医院，上海市的这些有传染病又有外科疾病的都集中到上海公卫中心做手术。

 常顺：

那其实这部分病人相对来说病情各方面还是更凶险一些。

 刘保池教授：

对。

我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呢，大家对艾滋病的认识还不够深，以为这个病万一要感染了就没药可治。

但是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也觉得这个病并不是特别可怕

到上海公卫中心以后呢，这些病人很多在别的省都受排斥，医生也不敢接，但来了这里以后我们就开展了这些手术。

其中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患有艾滋病合并血友病。病人腿上长了很大一个炎性假瘤，那个肿瘤长得比腰还粗。

后来上海市红十字会曾经组织过7次大会诊，全市的一些重量级的专家都来参加了这些会诊。会诊完以后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手术给它切掉，但落实到谁来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做。

 常顺：

风险性很大。

 刘保池教授：

对。

后来我来了以后一看，这个病人才22岁，这么大一个肿瘤看样子不像是个恶性肿瘤，只要控制好应该可以做。

所以我又查阅大量资料：这个血友病怎么用八因子治疗。

他又有各种并发症，贫血，血红蛋白从来没超过5克，都是3克多、4克多，当然风险就特别大。另外也消耗，肿瘤创面每天都大量渗出蛋白，血浆丢失。

所以这个病人每天要给他补大量的八因子、蛋白血浆

他一个人一年就花费了 498 万。

那个时候八因子还是一支275（元），现在一支是395（元）了。涨价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如果是现在维持那病人一年的生命估计最少得 800 万。

我一看这个病人花钱花这么多，关键人就起不来。

 常顺：

才20多岁的年纪。

 刘保池教授：

对，才20多岁。

对他也是很大的痛苦，对他家属也是相当痛苦，家属坚决要求做（手术）。

后来我经过查阅大量资料以后，就觉得有把握。给那个病人也说了：“这风险是很大，上海已经都大会诊 7 次了，都说风险特别大不愿意做”。

后来家属也给我了信心说：“我相信你！真要出了一些并发症，我们承担！”

这样我才给医院汇报完以后，把这个手术做了。

结果一做，手术很顺利、很成功。

后来这个病人在特别艾滋病的圈里边说：“像这样大的手术、复杂的手术都能做，其他的也没有问题。”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病人从外地过来求医。